荣权之家

论宋玉形象的历史演变及原因

作者：老金 发布时间：12月09日，2005年 分类：墨迹未干

 

摘要：宋玉这位继屈原之后最有成就的楚辞创作者和汉代散体赋的开启者，在死后两千多年里，对他的评价经历了由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变化过程。从汉到唐确立了宋玉辞赋宗师的地位，宋玉的文品与人品深为李白、杜甫等人所推崇；从晚唐到现代，宋玉一步步变成了风流才子、偷香能手、陪笑的弄臣，甚至是无耻的文人和叛徒，其作品的著作权被剥夺殆尽；当代，因唐勒赋的出土，宋玉赋的真实性得以证实，宋玉又从狂妄自大、没有人民性的“封建帮闲”上升到“文坛圭臬”，终于找到了他应有的尊严和地位。宋玉形象变迁的原因主要有传统道德规范的影响、社会心理的影响和学术界的误判。
关键词：宋玉  辞赋   
 
        宋玉这位活跃在战国后期文坛上的著名作家，不仅是继屈原之后最有成就的楚辞创作者，同时也是第一个卓有成就的散体赋的创作者，他的赋作直接开启了汉代散体大赋。正因他杰出的文学成就，所以曾搏得了与屈原并称的美誉，并被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刘勰称为文章的宗师；也使后代许多文人为之倾倒，其中包括李白、杜甫、李商隐等一批在文坛上享有盛誉的大诗人。但到了宋元以后，宋玉对国运沦落、大厦将倾之悲被说成是无聊的闲愁；苦心谲谏的文赋成了他东墙窃玉、风流无行的证据；他那抒发对时局的不满、对君王的抱怨和个人老而无成的悲怨之作被视为"帮闲"的言论；辞赋中的不平之气、高洁之志则被指责为目空一切、毫无"人民性"的"狂妄自大"。于是，在人品上，宋玉就从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仁人志士，变成了多情的风流才子、偷香窃玉的能手、狂妄的帮闲和奴颜婢膝、屈节背师的无耻文人；在文学地位方面，宋玉则从一代辞赋大师变成了专做无聊文章的"嗟老叹卑"之徒，连他的辞赋著作权也一度几乎全部被剥夺。纵观从西汉至今两千多年来，对宋玉的评价走过了由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的过程，究其原因，既有学术界的失误，也有社会心理的影响和传统道德的要求等方方面面。

        一、 从师徒之分到"屈宋"并称--汉魏至唐，宋玉文学宗师地位的确立

        与屈原一样，宋玉除留下了一部分作品之外，在先秦时代，任何典籍毫无他的事迹记录，所以后人对他的生平知之甚少，仅凭他的作品和汉人的有关宋玉的零星的记载，粗略地了解其人。史书中较早提及宋玉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此时宋玉已经逝去一百多年了。《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在叙述屈原、贾谊事迹之后，又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司马迁的这段简单的文字，一方面肯定了宋玉等人的文学成就，即"以赋见称"，但同时对宋玉等人不敢直谏也颇有微词。与屈原相比，宋玉等人虽然在文学上得其精髓，但是精神上却与屈原有些距离。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他从人品和人格上对宋玉等人的评价无疑是公正的。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司马迁也只是说宋玉等人不敢"直谏"，并没有否定宋玉等人的"主文谲谏"和以文微讽，这一点正是宋玉等人的特长。但无论如何，正因为有司马迁的评价，使宋玉一开始就注定要活在屈原形象的"阴影"之中了。

        尽管如此，司马迁也并没有判定宋玉的人品低下，并且这种评价也影响到了东汉的班固，在《汉书》"古今人表"中，班固将屈原列入"上中"，而将宋玉列为"中中"。这也不能说明什么，因为班固毕竟是站在他那个阶级的立场上，从他那个时代出发对宋玉作出的评品。即便是被司马迁盛赞的屈原尚且被班固目之为"露才扬己"、"忿怼不容"的"狂娟"之士[1]，况虚托高唐之梦、大唱云雨之情的宋玉呢！所以，宋玉虽未入"上品"，但也没有沦入"下流"，已经是极为难得的了。

       其后，王逸在他的《楚辞章句》"九辩序"中说"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王逸不仅确定了宋玉与屈原的师徒关系，同时也认定宋玉《九辩》是假托其师屈原之口的代言之作。

        所以在整个汉代，无论宋玉的人品或是其文品都笼罩在屈原形象的阴影之中，几乎没有独立的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文学自觉思潮的冲击下，文学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而宋玉的文学贡献和地位也渐渐被人们所发现和认识。萧统的《文选》收录了宋玉辞赋七篇，刘勰的《文心雕龙》第一次从"文"的角度给宋玉以极高的评价和赞誉，在《文心雕龙》中提到宋玉达十三次之多，客观地评价了宋玉对文学的贡献。《诠赋》篇称："宋玉《风》、《钓》，爰锡名号。"实为一代赋体文学之宗；《杂文》篇云："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开对问体文学之先河；《夸饰》篇说"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同时《诠赋》又云："宋发巧谈，实始淫丽。"有功于自觉的文学；并认为宋玉的文学创作并非于时、于世无补，而是以文谲谏，所以在《谐隐》篇曰："楚襄燕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充分肯定了宋玉赋的社会功用，也奠定了宋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且将宋玉与屈原并称，云："屈宋逸步，莫之能追。"[2]又说"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3]欣慕之情，溢于言表。

       被刘勰确立了的宋玉地位，到了唐代得到了巩固，并进一步提高。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士人们以治国富民为己任，同时也最富有忧患意识。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哪怕像唐王朝这种兴隆的时代，也总是笼罩着一种阴影，文人们的遭遇并不如想象的那般美好，盛世的隐忧、社会的弊病、仕途的坎坷以及内心所承受的巨大压抑与不平之气，普遍地给他们带来无尽的感伤和忧虑，使他们有时看不到出路，只觉得"出门即有碍"[4]。于是常常产生一种怀古悠思，转而在前贤那里寻找知音，以寄托个人的理想与情怀，宋玉正是他们所推崇的先贤之一。所以在唐代，有许多倾心宋玉的文人，也有许多歌咏宋玉的诗篇。在这些文人之中，尤以李白、杜甫和李商隐为甚。

        李白生活在开元盛世，按理说他是最幸运的了，本想"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5]，然而时运不济，空怀奇才而无法施展，只有纵情山水，寄兴诗酒。由自己的身世想到了一生坎坷的宋玉，"宋玉事襄王，能为高唐赋"[6]，但后来受排挤而去，自己也是"早怀经济策，特受龙颜顾。白玉楼青蝇，君臣忽行路。"[7]共同的遭遇把两位才人拉近了，李白曾感叹："屈宋长逝，无堪与言"[8]，并在《上安州李长史书》中称"宋玉似于屈原"。李白有首《感遇》诗，专咏宋玉："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巫山赋彩云，郢路歌白雪。举国莫能和，巴人皆卷舌。一惑登徒子，恩情遂中绝。"诗人以饱含的激情赞扬宋玉"立身高洁"，才华出类拔萃，然而却不得重用，以此来寄托个人所遭受的不平待遇。李白另一首诗《宿巫山下》云："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雨色风吹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怀宋玉，访古一沾裳。"这是诗人在晚年流放夜郎，半道赦还下瞿塘时所作。经过一生的打击与波折之后，面对国运的危机和个人的穷途末路，深深地体会到"深秋宋玉悲"，身临巫山之下，任凭风吹雨打，缅怀先贤，不觉潸然涕下。于是这位一生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诗仙深深地为宋玉所折服，视宋玉为知己。杜甫也在他的诗歌中多次提到宋玉，其中以《咏怀古迹》之三为最佳，诗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诗人自称与宋玉虽生在不同时代，但萧条冷落之气象、坎坷不平的境遇却是一样的。不管宋玉的纵横才气，抑或是他的风流逸志，都可让人奉为楷模，最后以楚宫的泯灭和宋玉传世辞赋作对照，烘托出宋玉作为一代文杰的不朽。

        继李白杜甫之后，李商隐是唐代诗人中对宋玉最为推崇的人，其《过郑广文故居》、《楚吟》、《有感》和《宋玉》等诗都是歌咏宋玉之作，认为"宋玉平生恨有余"[9]，而自己也是满怀愁怨，这种情怀谁也无法了解，只有宋玉能知。在李商隐看来，宋玉的高唐之梦、云雨之情、东墙之事，都是其文学的象征之喻、寄情之法，正所谓"楚雨含情皆有托"[10]，

       除此之外，唐人戴叔伦、吴融、戎昱、薛涛、孟郊等也都有赞美、同情宋玉之作，其中吴融的《楚事》诗云："悲秋亦应抵伤春，屈宋当年并楚臣。何事从来好时节，只将愁怅付词人。"道出了宋玉之悲亦即屈原之悲，也是历代文人之悲。把屈原的伤春和宋玉的悲秋放大到历史之中，以屈宋的不幸来概写历史上文人的共同遭遇。

从汉至唐，不仅确立了宋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也承认了他的人品和人格。"屈宋"并称，本身就是对宋玉的全面肯定。

        二、 从"风流才子"到"无耻文人"--晚唐至现代宋玉形象的渐变

       到晚唐、五代之际，在一批忧国忧民的士人激愤嗟叹之时，出现了以温庭筠、冯延巳、韦庄等为代表的一批词人，他们在现实面前感到无能为力，于是便想逃避宽广而严酷的外部世界，去构建心灵的避风港，在花前月下、闺房深院里寻找那醉人的柔情，从而企想得到一种安宁和温馨，下笔便是洞房蛾眉、风花雪月。他们自己在香绮之中，也没有忘记去寻找知己，借往古才人名士以装点门面、附会风雅，于是恃才不俗、能辞善辩的宋玉就成了他们的首选人物。就这样，在大多数唐代诗人心目中愁怨伤悲的宋玉在晚唐五代词人笔下就被装扮成了烟花丛中的多情才郎，又经过后代词、曲、小说的丰富、发展，而逐渐定型；一些风流文人也以宋玉自比，充当多情的角色；与此同时，宋玉作品中的故事变成了真实的宋玉的经历，以典故的形式写进诗词和小说、戏曲作品之中；至明清时代，出现了以描写宋玉爱情故事为主线的才子佳人剧，代表作品有杂剧《高唐记》和传奇《春芜记》等。于是，在中国古典文学的人物画廊中又出现了迥异于现实的另一个宋玉--风流多情的才子。

       如，韦庄的《天仙子》："怅望前回梦里期，看花不语苦寻思。露桃花里小腰肢 眉眼细，鬓云垂，唯有多情宋玉知。"在这首词里，宋玉是一个典型的善解人意的风流种子；而由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演化出来的典故"宋玉东墙"，给宋玉又加上了一点偷香窃玉、非礼勾引的"才干"；出自宋玉《高唐赋》和《神女赋》中的"巫山云雨"一词被广泛地运用于词曲之中，让人觉得宋玉天生就是一个善于拨雨撩云的言情圣手；而宋玉的"悲秋"更是成了抒写男女主人公相思之苦和阻隔之恨的常用语。

        如此，宋玉忧国忧民的愁怨被缠绵的男女情思庸俗化了，其悲秋主题已不复存在；宋玉的微辞讽谏之文成了人们杜撰其风流韵事的原始材料，宋玉成了一个美貌令才、多愁善感、轻薄无行的放荡文人。基于此，曾一度与屈原并称的宋玉便彻底地丧失了与屈原平起平坐的资格，渐渐地拉开了与屈原的距离，出现了大的反差。元人邓玉宾的散曲套数《粉蝶儿·满庭芳》道："一个阳台上襄王睡着，一个巫山下宋玉神交。休道你向渔父行告，遮莫论天写来，谁肯问《离骚》。"宋玉与襄王成了狼狈为奸的一路货色。这一切都直接导致了近、现代民间和学术界对宋玉的评价。

        时至现代，对宋玉的评品尤为苛刻，特别的阶级分析方法被运用到文学批评中之后，唐宋以后文人笔下风流多情、惯使闲愁的宋玉首先为人们所不能容忍，闻一多说宋玉"不过是陪着君王说说笑笑，玩玩耍耍的一个面目佼好，服饰华丽的小伙子，态度并不很庄重。"[11]这无疑是受了宋元以来文学作品的影响。在现代，郭沫若先生是对宋玉批评最彻底的一个，他以屈原来比照宋玉，按照要求屈原的标准来要求宋玉，说宋玉是一个地道的没有骨气、投降变节的文人，并于1942年创作了一部历史剧《屈原》，剧本中，在对屈原的精神和气节大加赞扬的同时，对宋玉的贬谪、讽刺和挖苦可谓是不遗余力。曾两次借剧中人物婵娟之口，大骂宋玉是屈原的"叛徒"，并说他是一个"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于是，宋玉不仅不是屈原的同俦，而且更是与屈原对立的人物，宋玉的形象在这里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这只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对宋玉的这种评价也是郭沫若在楚辞研究中所一贯坚持的观点。

        在对宋玉的人格进行彻底的毁灭性的贬谪的同时，对宋玉的作品也给予了几乎是全面的否定。最有代表性的是刘大白的观点，刘大白在他1927年所发表的《宋玉赋辨伪》[12]一文中，举出10多条证据，来否定宋玉所有赋作的真实性。归纳起来，主要证据是：其一，赋中多称"楚王"或"楚襄王"，宋玉为楚人，称自己的国君不应冠以"楚"字，且宋玉为襄王时代人，不应预称其谥号，可见宋玉之赋显系后人追叙之词；其二，宋玉赋不合先秦古韵，可见非先秦时人所作；其三，如把所有赋作都算成是宋玉之作，那么就不合《汉书》所记的16篇之数，因仅《九辩》就有9篇；其四，宋玉时代不太可能出现这样的赋作；其五，宋玉赋中多有"宋玉"二字，可见非宋玉本人所作。刘先生的话也颇有些道理，再加上当时疑古思潮正盛，所以就赢得了不少拥护者。尽管有学者持不同意见，但不是主流，所以对宋玉赋全部或绝大多数属于伪作的说法在当时几乎成了定论。

        经过晚唐以来一千多年的演变，宋玉不仅成了一个无德无能的浪荡才子，甚至连他赖以成名的赋作的著作权也被剥夺了。

         三、 从"封建帮闲"到" 文坛圭臬"--建国以来对宋玉地位的重新确立

        建国以后，人们对宋玉的评品并没有因时世的变化而改变，相反，宋玉的地位在50至70年代更加低下，郭沫若以40年代在历史剧《屈原》中的观点在学术上对宋玉进行批判，在他的《关于宋玉》[13]一文中说，宋玉不敢直谏，"不外乎是怕死或怕丢官"； 《九辩》的创作只不过是因为他官做得不大而发牢骚；其作品"绝大部分是依阿取容的帮闲文字"，体现出他没有人民性的"妄自尊大"。认为历史上将"屈宋"并称，"那是出于封建文人的一种偏见"。对郭沫若观点，学术界也有着反对的意见，如郑振铎说宋玉"不愧是屈原的好弟子。"[14]陆侃如与冯阮君的《中国文学史稿》说宋玉的"骨头和屈原的是同样的硬"[15]。程仁卿也认为宋玉"是一个有骨气的人"[16]。但尽管如此，都很难消除郭沫若的观点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学术界在批评宋玉人品的同时，对其文学作品继续持否定的态度，除《九辩》之外，宋玉的其他作品都在被怀疑之列。虽然胡念贻等人坚持宋玉的部分赋作是真实的，但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更没有被大多数人所认可。

        从80年代开始，随着文学研究的逐渐深入，宋玉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局面。首先是对其作品的研究，因为对宋玉作品真实性的认定是确立宋玉文学地位的前提，但仅凭历史记载很难动摇20年代以来的陈说，有幸地是，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发掘的西汉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发现了首次面世的唐勒赋残简，这一发现把研究者带入到柳暗花明的境地之中，同时也使宋玉"起死回生"。因为唐勒与宋玉是同时代人，通过研究唐勒赋可以认定宋玉赋的真伪。学者们通过比较现存的宋玉赋和出土的唐勒赋，终于得出了人们期盼已久的满意的结论。汤漳平先后撰写了《"古文苑"中宋玉赋真伪辨》[17]和《宋玉作品真伪辨》[18]等两篇力作，借助出土的唐勒赋残简，从赋体形式、语言与句式特点、出场的人物等三个方面证实了宋玉赋的真实性，得出结论说，除《舞赋》之外，今存的宋玉赋都不能断定是伪作。同时廖名春也发表《从唐勒赋的出土论宋玉散体赋的真伪》[19]一文，证明除《舞赋》和《笛赋》之外，宋玉的其他赋作都是真实的。于是，今存的宋玉赋中的绝大多数应为宋玉所作，在今天已被学术界大多数人所接受。

        在宋玉赋的真伪问题解决之后，对宋玉其他方面的研究立即活跃起来，学者们希望抛开历史的陈见，从具体作品出发，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实事求是地对宋玉进行重新评价和定位，并且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也出现了一批有重要学术价值、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使宋玉在被冷落和被嘲讽了上千年之后，终于又以全新的形象出现在当代。这些成果以确立宋玉《九辩》、《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对楚王问》和《讽赋》、《钓赋》等思想和艺术成就及其学术价值为基础，进而肯定宋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对以前学术界所否定的言情之作进行再认识，从而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褚斌杰先生认为：其《神女赋》是中国后世言情之作的开端，"《高唐赋》无疑是一篇描写山川胜景的美文。同时，也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一篇以大自然为独立审美对象的山水文学。"[20]毛庆先生说"宋玉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以极大的精力大胆全面描写女性并取得很大成功的文人。他在前代基础上发展创造了一套完整的艺术手法，足为文坛圭臬，对文学史产生了很大影响。"[21]在诸多研究者中，郭维森先生的观点是较为公允而全面的，郭先生说："我们认为《九辩》和《高唐》、《神女》等赋都是宋玉的作品，这便从两个方面肯定了宋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是传播屈原作品、扩大楚辞影响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是写作技巧的新进展，新创造，为‘赋'体奠定了基础，对于汉赋写作起了直接的引导作用。屈原是不朽的，但我们也不必以屈原为标准去要求宋玉，从而贬低其文学成就。宋玉的身份只是文学侍从之臣，而在文学发展史上却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段评价，不仅客观地肯定了宋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有意将屈原与宋玉区别开来，将宋玉从屈原的"阴影"中解脱出来。这种观点在当代学术界是有代表性的。

        在新时期，经过学者们30年的努力，拨乱反正，以充分有力的证据归还了本应属于宋玉的著作权，肯定了他在散体赋的产生与发展史中的地位和在山水作品、女性作品创作方面的开创性，及对中国文学创作手法和艺术成就方面的贡献。不仅恢复了南北朝时期业已确立的宋玉作为辞赋宗师的地位，同时又发现了他在文学创作领域内的诸多拓荒之功。更为重要的是，学者们已经开始把他与屈原区分开来，以肯定他独立的人格。

        四、 对宋玉形象变迁的一些思考

        两千多年来，宋玉形象变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传统的道德规范的影响、社会心理的影响和学术界的失误。

        传统的道德规范直接影响了历史上对宋玉的评判。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把宋玉和他同时代的伟大诗屈原放在一起进行直接比较，以衡量屈原的标准来衡量宋玉，于是，便把宋玉置于屈原伟岸的形象之下，使宋玉在屈原的光芒之中显得黯然失色。并且从晚唐以来，屈原地位每上升一步，宋玉地位也就必然下降一级，最终由"屈宋"并称而发展到宋玉变成了屈原的对立人物。平心而论，宋玉的文学成就是不容忽视的，他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是比较突出的，如果他不把他与屈原相比，而把他与汉代或魏晋六朝，乃至明清时代的一些作家相比，以他现存的作品，应该可以算得上一个三流甚至二流作家，但与屈原相比，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就会低得多。再加上宋玉没有屈原那种勇气，没有屈原那样的政治地位，也没有屈原的决断，作为屈原的陪衬，从晚唐以来，宋玉在历史上很难抬起他本来"高傲的头"。其次，传统的伦理道德要求文人对君尽忠，对国尽责，行为合乎规范。但宋玉尽忠不如屈原，又因位居文学侍臣，报国无门，再加上作品中大谈男女之情、云雨之思、"非礼"之事，确实为正统文学所不能容忍。这一切都为人们留下了贬谪的口实。

        社会心理也影响了人们对宋玉的历史评价，在唐代，李白、杜甫、李商隐等人，都是以才学自恃的人，但命运多舛，位卑言微，坎坷的遭遇使他们多有怀才不遇之感，心中充满悲愤和无赖。他们不能也不想效法屈原，所以便会对宋玉格外倾心，这种共同的心理使宋玉的地位在唐代得以大大地提高。至晚唐，由于一些文人对现实的逃避，自己躲进温柔乡中，同时也把宋玉装扮成了多情的风流才子，于是宋玉就这样被后代那些自命风流的文人引为知己，相沿成习，对宋玉这种形象塑造自然而然地被文学作品所接受，从而也被民间所接受，并进而影响到学术界，所以郭沫若才说宋玉没有骨气是"两千多年来的民间定评"[22]。从此我们可以看到，文人心态、世人的从众心理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最后，学术界的失误也是导致宋玉形象的变迁及其对宋玉不公正评价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现当代，由于疑古思潮，使宋玉的所有赋作都被怀疑，以至被否定，只给他留下一篇骚体作品《九辩》，从而大大地降低了宋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本世纪40年代，郭沫若受古典文学中宋玉形象和民间传说的影响，对宋玉大加贬刺，并在历史剧《屈原》中，为宣传抗战的需要，把宋玉变成了叛徒，并且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继续坚持这一观点。50年代到70年代，极左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学术界，也同样表现在对宋玉的评价上，学者们要求宋玉超越他的时代，做出他所不能做出的事情。但宋玉不能超越时代，所以就成了封建帮闲，成了没有人民性的狂妄文人，宋玉的人格、人品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如果没有唐勒赋的出土，也就没有可能性来认定宋玉那些被否定的作品的真实性，也就不可能对宋玉进行有说服力的重新定位。

        从宋玉现象来看，学术研究者们在对待学术研究时，应尽量少受陈说所限制，而应该从实际出发，以具体作品为依据，充分考虑时代因素，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做出公正的评价。只有这样才能得出公允的结论，才能推动学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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